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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才知道，自己初一时发明的学英语方法其实是对的

今天早上打开邮件，看到一个震惊的消息，杨昆去世了。

我参加过一届云之南，就是大理那次，杨昆的去世，让我想起那届大理的交流会。现在永远少一个了。

翻出以前的文章，纪念这位可敬的人和他参与完成的事。

爱国主义是流氓的避难所，理想主义是流氓的避孕套。

我现在发现自己心胸越来越狭窄，今天听到一人对着小女生满嘴理想追求个性艺术就忍不住说：您老就承认想上床会掉小鸡鸡啊。

记得看彭小莲的《理想主义者的困惑》，心想那个组里都是成年人，不愿干就走，小川从头到尾没诈骗也没勒索，土本的摄影也跟小川合作过，觉得不是一个路子就走了。但这几个偏要捱下去，到最后发现真的什么也搞不到就发飙。愿赌服输，这难道还能怪小川。小川组的那帮人后来在宋庄见过。书里提过的几个也聊了聊，感觉见识格局也是一般般。小川的评价一点没错。那几个家伙一提到小川就爱恨交织，估计也是内心发现小川戳中了要害。

全书看下来，哪里是小川绅介的困惑，纯粹是彭小莲的困惑，她们那一批人，从小被党用理想大义人间天国的小锣赶着当猴子耍，现在觉得总归是自己的青春不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廉价货，就拿理想主义包装一下，就像药厂把红霉素改个利君沙的名就能涨了十倍的价。这股风自从姜文张承志开始越来越成那拨人的官方口径了，喜欢用青春的感受置换时代的本质，然后把自身去罪后合法化。其实青春的张力和虚掷并不矛盾，玩这一手只是显示自己心虚。这种从小被洗脑，然后反右、造反、下放的一拨子人，手上都有分不清是谁的血和泪，可怜可恨有之，可敬何来。不吭声也就行了，非得涂上脂粉，通电发光，生生的去跟小川比附，还不如三里洞的工人境界高。您老就承认白被党操了会脑震荡啊。

对我来说，库布里克是那种“大丈夫当如是”的级别，而此外的导演最好也不过是“彼可取而代之”。在元宵夜，以此纪念。

最适合改编成电影的小说不在于它的情节写得多么曲折、多么精彩，而是那些主要关注人物内心生活的作品。这会给改编者一个发挥空间，去挖掘人物在故事里某个给定时刻的思想和感受。从这一点，改编者能够以人物的心理为线索摘取或创造能够准确表达原著主旨的情节和动作，同时帮助演员准确找到表演的脉络。一部电影或戏剧所要表达的东西必须是忠实于生活的，创作者的理念不应强加给观众，而是由观众发现的，他们会因发现到了这些理念而感到震惊。用观众的震惊和发现去强化你的理念远远胜过灌输和教唆。

我认为最好的情节是不明显的情节。我喜欢娓娓道来，开始时只是潜入观众的皮肤，渐渐地渗透到他们的全身，他们会欣赏优雅的笔调和柔软的基调，而我则用情节点和悬念给他们当头一棒。

如果某些东西真的需要出现在银幕上，它们是如何拍摄的并不重要。卓别林的电影风格如此简单，但你从不会计较。他经常用简陋的布景、日常的照明等，但他拍出了最伟大的电影。他的电影比任何人的生命力都要长。你可以说卓别林的电影是没有风格的，有的只是内容。另一方面，你在爱森斯坦的电影里看到的是相反的结果，全是风格，没有内容。爱森斯坦的许多电影真的很蠢，但它们拍得如此美丽，如此电影化。出于宣传的目的，他的手法才变得很重要。

——库布里克

斯坦利·库布里克是一个和我有着长达18年交情的朋友，一个让我支付破纪录高额电话费的同事，一个电影界的伟人

斯坦利从来不模仿别人，但是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模仿他。他复杂、流动的镜头风格对我的作品、我的众多同事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01年太空漫游》是将我们人类引向宇宙空间的一颗炸弹。而《奇爱博士》中用手提摄像机拍下的士兵夺取空军基地的场面，着实让我佩服。我在拍《拯救大兵瑞恩》的时候，就是受了这些镜头的启发。

斯坦利总站在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来拍电影。是的，他必须这么做。因为他必须拍电影所以才拍电影。即使在他不拍电影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和电影有关的策划等工作。他认为，剧本的创作和实地的拍摄工作一样重要，所以他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使他的构思完全成熟。为了一部电影甚至要花上几年的时间。1970年他读完了维也纳作家亚瑟·施尼茨勒的短篇小说后，就一直着手准备《大开眼戒》的创作。他能一直等下去，他也能让我们等下去。等待着他时机成熟，等待着他吃透了作品的文化内涵，等待着他自身准备充分。

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慎重的考虑，就像他年轻的时候在华盛顿广场当象棋手来维持生计一样。他知晓用怎样的方法来更好地利用好莱坞和影星们，同时保证影片花费最低的成本。总之，他能够让这一切都尽在他的完美掌握之中。他精于此术。

——斯皮尔伯格

斯坦利是那种有八样电器和一条裤衩就满足的人，对外表着装很迟顿。有一次我强迫他去买衣服，他到了商店就看中了一件衣服，然后说“这个不错，给我拿八件吧。”

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电影事业，他从来不会让一些娱乐或者闲谈杂志的记者到家里来采访自己，更不会出席脱口秀这样的节目，所以大家就认为斯坦利是一个隐士或者神经不正常的人。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出名、想受关注、想成为街头巷尾谈论的焦点的，他就是这样的人。

——克里斯蒂安·库布里克（妻子）

在制作《光荣之路》的音乐时，我要向他说明每一个音符的合理性。另外，我没记错的话他把电影中的机枪声音都一个不拉地听了，然后才在电影中使用。

——Gerald Fried（年轻时的友人， 制作了库布里克初期作品的音乐）

他对技术比专家还在行，如果有什么东西让他感到疑惑，那你就要倒霉了。我曾被要求向他解释布景中每一条线的必要性。那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和他合作一部电影就足够了，因为被库布里克注视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能让人丧失自信。

——肯·亚当（场景设计,　在《奇爱博士》《巴里·林登》担当设计）

他不是优柔寡断也不是偏狭，他是一位顶级的明智者。他能把脑子里想的东西用最合适的语言表达出来。如果在这个迷茫的时代语言还有效的话他就是天才。他能从别人那里抽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Candia Mcwilliam（作家，参与《大开眼界》剧本）

他认为艺术就是一种游戏。在他心里艺术和道德是同义语。有些人把库布里克列为反抗精神的先锋，但是大家并没有看到他60年代正统派的一面。模仿杀人事件发生后在英国禁放的《发条橙》是对暴力行为的彻底批判，《奇爱博士》《全金属外壳》不是反战电影又是什么呢？

80年代初他是一个充满幽默感，锐敏，博识，喜欢中国菜的人。是他人电影的好观众，注重友情，动物爱好家。是父亲，是丈夫，是一位伟大的电影导演。他喜欢设晚宴，见到英国的有名人士他就跟害羞的外国人一样“你就是哈罗德·品特?真的？”

—— Diane Johnson（作家 ，参与《闪灵》剧本）

想到斯坦利的那种权威主义的态度和我对权威的厌恶，两个人的关系长达17年可以说是一种奇迹，我羡慕他那种冷彻而又宽宏的性格。

斯坦利最终也没能得到人工智能机器人，我也没能写出他满意的剧本……失去他的宠爱我不是第一个，那是友情的中止。斯坦利点了一颗烟，一转身扬长而去。妈的！！从那个瞬间开始我自由了。是的，天才不意味着是圣人。伟大的想象力不一定要照顾社交上的细微感受。

——布莱恩·奥尔迪斯（作家，《A.I.》原著，曾参与《A.I.》剧本）

他是我见到过的最善于表达的人，他可以充满激情地说自己的想法，对别人的想法也同样感兴趣，他心情好的时候充满了幽默。但是他的兴趣始终是作品而不是我或者任何人。

—— Sara Maitland（作家， 曾参与《A.I.》剧本）

斯坦利说，拿破仑也是超一流的剧本家，但是因为进攻俄罗斯而走向了下坡，准备不足是其最大原因。 “拿破仑的后期制作没有做好，剧本超一流，拍摄也超一流，但是在最后阶段也就是后期制作上，即进攻俄罗斯上犯下了致命错误，因为准备不足而出现了破绽，使得一切化为乌有。”斯坦利经常这么说，这也是他对电影制作的一个心得。

—— 迈克尔-克莱门特 MICHEL CIMENT　（法国电影评论家、库布里克研究学者）

看他的电影，就像在凝视一座山顶，一个人是如何攀爬得那么高？

——马丁斯科赛斯

如果你是个完美主义者，那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完美的。斯坦利擅长音响，当然很多导演对此也很在行，但斯坦利却擅长设计出一种新的麦克风。斯坦利买到的牛奶为什么那么白，那是因为他的功夫做到了卖牛奶的商人那里，他甚至知道卖牛奶的商人的女儿需要看牙。这就是斯坦利的出色之处。

——杰克·尼科尔森

库布里克对人无尽的欲望和其滑稽有根深蒂固的厌倦，他的作品反复选择了这个主题。他的悲观主义起源于他对理想主义、更加井然有序的秩序的一种狂热的渴望，对现实世界的完全性的追求。这种冲动往往就是艺术的原动力。他的艺术是通过电影媒体表达他对世界的看法。和所有的艺术家一样，他要掌控他这个媒体工具的方方面面，音乐、服装、摄影、现场……这种倾向就形成了别人把他当作偏执狂来看待。

——戴安·约翰逊 《闪灵》的编剧

斯皮尔伯格死后去了天堂，在天国门口被圣彼得拦住。圣彼得说，上帝非常喜欢你的电影，他希望你过得愉快，有什么要求我会帮你实现。斯皮尔伯格说，我只想见库布里克。圣彼得说，你怎么要求这样的事？你知道，库布里克不愿意见人。斯皮尔伯格非常沮丧，突然，他看到一个满脸大胡子的人骑着一辆自行车过去。斯皮尔伯格喊道，那不就是库布里克吗！圣彼得摇着头说，斯蒂芬，那不是库布里克，那是上帝，只不过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库布里克。

那时没有刑法之反革命XXX罪

何帆

在外地出差，和一群刑事法官下去调研。山路漫漫，大家开始说笑话解闷。既然都是法官，主题当然与案子有关。

一位老法官说，1975年刚到法院工作时，国家根本没有《刑法》，一本1950年代起草的“刑法草案”，就是办案参考。没有经过任何法律训练的人，照样可以做法官、办大案。

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定罪量刑的随意性很大，尤其体现在罪名认定上。为了争取政治正确，任何罪名之前都得冠以“反革命”三字，如杀人就是反革命杀人罪，强奸就是反革命强奸罪……

有一次，某个村子出了起奸尸案，搁在现在，当然得定侮辱尸体罪，那时这就属于疑难案件了。法官们讨论了半天，始终没有结论，最后还是承办人突发奇想，拟定了罪名：反革命……不讲卫生罪！

一车人皆笑。另一位法官忍不住了，也讲了个罪名故事：

“说个真实案例，是我们90年代搞案件复查时发现的。也发生在没有《刑法》的年代。有位年轻工人，晚上做梦梦到和车间一名漂亮女工发生了关系，早上醒来很兴奋，到处向厂里人吹嘘，连细节都说得一清二楚。消息很快传到女工那里，那姑娘是个烈性子，羞愤难当，居然上吊自杀了。”

“出了人命，事情就闹大了。年轻工人很快被保卫科抓了起来。案子到了法院，怎么定罪又成了问题，有人说该定反革命流氓罪，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那年轻工人只是做梦，并没有真正耍流氓，就算说他耍流氓，也是口头耍流氓。最后，还是法院院长拍了板：反革命梦奸罪，10年！”

一位女法官嫌我们讲得恶俗，便说了个带点浪漫色彩的：

“有个村子，当年许多知青在此下放。有段时间，女知青们纷纷投诉，说总有人偷看她们洗澡。村里很重视此事，安排民兵和男知青轮流值班，终于破案，原来是村里一个二流子所为。案子到了法院，定罪又成了问题。其间，也有人提议定反革命流氓罪，可人家只是偷窥，没有动手啊。最后，还是一位军代表有见地，想了一个又贴合实际，又浪漫的罪名：反革命偷看青春罪。”

我们聊得热烈，笑得大声，一位老同志一直闭目养神。见我们再无可讲，他终于开口了：

“你们都说完了吧，我给你们说个猛的，也是真实案例，发生地点是昆明，80年代平反错案时，我亲手纠正的。两个年轻工人，其中一个家里有点小钱，买了块上海牌手表。你们要知道，那时候有块上海手表，可是很不得了的事情，跟你们女同志现在有个LV包包差不多。买表的那哥们儿，姑且称甲吧，有一天无聊，跟朋友乙打赌，说：你如果把路边那坨屎吃了，我就把手上的上海表扒给你！乙一听，靠，还有这么好的事，二话没说，就把路边那坨屎吃了……”

我们都被雷住了，认真听老法官讲。

“乙吃完，漱了口，嘿嘿，这个是我想象的，他总不能含着屎说话吧，就对甲说，把表给我吧！这个时候，甲反悔了，他肯定没想到乙会真得会把屎吃了，只好赖账不给。乙火了，要打甲。甲只好说，那我也吃一坨屎，就当还你吧，于是忍着恶心，也吃了路边另外一坨屎。”

或许是情节太过离奇，车内安静极了。老法官点了根烟，继续说：

“倒霉的是，乙吃的是新拉出来的屎，所以没事。而甲吃的是陈年旧屎，有毒，当时就不行了，送到医院时，人已经死了。出了人命，单位当然不会放过乙，把他扭伤到了公安机关。至于怎么定罪嘛……”老法官坏笑着看了看我们。”

“反革命杀人罪？”

“反革命贪婪罪？”

老法官答：“反革命赌博吃屎致人死亡罪，15年！”

（谨以此文，献给1979年《刑法》颁布30周年，并提醒大家，一部完备、稳定、限制司法者无限想象力的《刑法》，对建设法治社会有多重要。）

终于下了阿凡达看了，数了一下，貌似去年关于拆迁的电影不少，而且多是科幻片，比如第九区。

说到拆迁，也是前几年中国纪录片的一个热门题材，我看过的就有十来部。当然，这个题材做得最牛的莫过于小川绅介老先生的《三里冢》系列。

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初，日本政府决定建造一个代替羽田机场的国际机场，当时决定把皇室牧场所在地的千叶、三里冢、芝崎地区作为机场候选地。但原有的皇室牧场面积不够，需另征大量土地，而当时政府在７月４日内阁会议拍板时，却没有与当地农民进行沟通。这是一个灾难性的疏忽。

三里冢的农民大多是参加过二战的穷光蛋，其中有一部分是满蒙垦殖团的，战后他们响应政府号召到三里冢、芝山地区垦荒。结果政府不打招呼就征地修建机场，使他们感到了政府不拿他们当回事，很没面子。1971年，反对者在写给首相佐藤荣作的题为《白骨的怨恨》的信中，表达了他们的这种愤怒。他们表示他们的目的不在于经济补偿，“如果你能够让我信服，如果能让我感到服气，就是不要补偿，我也会高高兴兴的把自己的土地财产拱手相让”。

日本政府显然不鸟他们。日本早在１９５１年就通过了《土地征用法》，授权日本政府在修筑公共设施时向社会征用土地。日本政府恃有《土地征用法》的授权，就开始拆迁了，日本的拆迁跟中国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拆的挺公平，赔你土地，建房费，然后加上点安家费，你不吃亏，起码不会觉得吃亏。当钉子户也行，就是顽抗到底，最后把这个项目彻底搅黄也行，但钉子户绝对占不了便宜，只能吃亏。如果这位钉子户打赢了官司，逼着拆迁方提高了费用，那所有非钉子户都会很感谢你，因为人人有份，大家都要补上那份。

但是三里冢可不是平常地方，７月２０日，憋了一肚子火的三里冢农民成立了“三里冢芝山联合机场反对同盟”（简称反对同盟），组成少年行动队、青年行动队乃至妇女行动队开展斗争。诞生了无数生猛纪录片的斗争从此开始。眼光敏锐的日共立马掺和进来。它发起业主搞了一个“一坪地主运动”，就是将自家的土地以一坪（约３．３平方米）为单位出售，以大量增加土地拥有者，提高政府谈判的难度。这一招日共后来又在冲绳美军基地征地斗争中用过，凭空制造了两万多小地主，多小呢，这两万多地主所有土地全合起来也只有长宽各不到200米的那么一块，不到四万平米。据说面积最小的只有火柴盒那么大一块，当然冲绳基地最后没有钉子户，所有地主每年都能从政府那里拿到租金，面积最小的土地一年的租金只有4日元，合不到三分钱人民币。你不要那四元日币不要紧，政府帮你保管，什么时候想通了来拿都行，但要付保管费，四个日元一年的保管费好像是87日元。

从１９６７年开始，当时的新左翼带着学生们也开始加入三里冢斗争，运动也得到日本社会党的支持，这使得三里冢斗争的内涵愈加丰富，形势愈加复杂。日共一向讨厌新左翼，那些形形色色的新左翼在日共看来全是托派。所以在他们领导下的学生运动也只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小丑跳梁”，从一开始就争斗不断。结果起初当地农民还与新左翼政治家配合，后来反对同盟内部意见开始不一，分成了“小川派”、“热田派”、“北原派”等派别。

政府对“钉子户”们一向采取不妥协的姿态，１９７１年２月２２日，政府开始第一次强制征地行动，反对同盟成员与警察发生冲突。在第二次强制征地行动中，双方在东峰十字街展开“战斗”，其中３名警察死亡，双方各有多人受伤，政府不得不把原先建设三个机场跑道的计划缩减为一个。当时近两万五千抗争者在机场附近挖掘地下壕道，修建简易碉堡。突然晴天一声霹雳，新左派的精神导师，世界革命的领袖太祖武皇帝毛讳泽东将与西方帝国主义头子美国大酋长尼克松握手，当年的参加者今天回忆时，仍然无法忘记收音机中传来这一消息时的巨大震惊。此次事件中，三里冢机场反对同盟的青年行动队员５５人被起诉，经过十多年的审判，３人判无罪，其余５２人虽判有罪，但是缓期执行。历经多次斗争，成田机场于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０日正式启用，反对同盟最后还发起了“百日战斗宣言”运动，继续进行一些机场破坏活动。后来，碍于政府的强硬态度，以及机场建设是既成事实等原因，当地一些农民做出了让步，陆续迁出。三里冢斗争暂告一段落。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坚持下来，成为真正的史上最牛钉子户，不屈不挠地阻止机场扩建计划，直到今天。

日本政府给成田机场的建设预算最初为１３５０亿日元，后来的实际花费十倍于预算。成田机场也成了夹生饭，因为跑道不够长，一些大型客机无法降落。 弄到现在政府都不想再经营成田了。那些坚持不卖地的地主们承受了那么多年的高额土地税，遗产税，如今想卖政府都不要了。

顺便说一下，日共在日本名声非常糟糕，第一这是和它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一大堆日本社会运动中的表现有关。像成田机场斗争、普天间基地斗争。最恶劣是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两次安保斗争中几乎所有的青年人都是反对这个安保条约的。而且这些人哪怕到了现在变成了日美安保的积极支持派也不认为当时的反对有什么问题。但唯一只有这个日共在口头上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而在行动上却是在破坏学生运动，因为日共认为指挥着学生运动是一帮托派，是比美帝更加危险的敌人，与其反美不如反托。现在的政界，传媒界的领头人无论左中右全是那时的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一提起日共来就是“那帮八嘎”，像田原总一郎在他的节目中只要日共一说话就会打断：“你们就不要说了”。

第二就是日共搞钱的手法太恶心，日共上层中学法律的精英不少，知道什么事犯法什么事不犯法，专门打擦边球。比如你要是个中小企业主，为了资金犯愁，去银行的话如果没有充足的担保银行肯定不会借给你，这时你去找日共试试看，没准就能弄到钱。日共有个叫做“民主商工会”的组织，专门帮你斡旋这种借款。他去找个小银行的小支店商量，支店长肯借当然就万事大吉，如果不肯借，这间银行外边就会出现很多很多手持一两个硬币的老头老太排着长队来开帐户，开了账户再存钱取钱，这个支店别干活了。正常顾客的抱怨肯定像雪片似的飞来。日本企业也好，衙门也好就讲究一个别出麻烦，这位支店长的支店出了麻烦，肯定是支店长无能，支店长就此完蛋。这种做法的实质和暴力团一样，暴力团是买一份基本股，然后几百上千人一起去参加你的股东大会捣乱，那种方法现在警察能取缔，可日共的这种做法还没有办法取缔，首先是没有法律，第二是这些老头老太没有任何要求，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

日共现在已经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承认天皇制，承认自卫队，实际上已经转变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而且在1992年还把当时已经100岁的日共原领导人野坂参三以苏联间谍的罪名开除出党以表示和旧日共决裂，第二年野坂参三去世，因为他当选过众议员和参议员，按规矩国会要发一个悼辞，其他党无所谓，就日共坚决反对，结果野坂参三成为唯一的没有国会悼辞的前国会议员，但无论日共如何努力也还是没有办法扩大影响力，他过去做过的那些缺德事被人们牢牢地记着，所以这四十年日共除了比例区之外从来得不到小选举区席位，不过去年金融危机一来，马克思的谎话又开始流行起来，日共借机发展党员，势头可观。

成田机场斗争的结果是日本以后征地一定要事先和所有居民沟通到位，那个《土地征用法》也再没被引用来强拆了。

今天发现msn的空间消失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想了一会儿，用代理再上去一看，万幸，还在。

不知道互联网这轮抽风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为防它抽到崩盘。今天开始把空间的东西搬出来四处摆放，多个备份总是保险的。

拉片手记

《喋血双雄》是香港导演吴宇森的代表作之一。《枪火》是香港导演杜琪峰的代表作之一。这两部电影均为各自的导演拿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导演奖。两部都是香港枪战动作片的里程碑式的杰作，从这两部作品中各抽出一段枪战片段进行分析对比，以探讨两位导演对动作的处理方法。

选取《喋血双雄》的段落是全片第一场枪战戏，也是小庄的第一次亮相杀人。地点位于酒吧里的一个房间。长度为1分6秒4格，67个镜头，其中近景镜头23个，中近景镜头3个，中景镜头14个，特写镜头17个，全景镜头7个，白格2个。在这些镜头里有41个镜头的长度小于1秒，运动镜头10个，仰角拍摄的镜头21个，俯角拍摄的镜头15个，高速摄影的镜头20个。从以上统计可见，吴宇森在处理动作时倾向于使用固定短镜头和高速摄影，在景别上更多的用近景和特写。
在动作处理时，吴宇森使用相同景别的俯仰角镜头并置，通过视觉上的冲突来制造心理上的震动，以传达动作的出其不意或迅捷产生的心理效果，小庄在门外射杀张宏伟手下时镜头8、9的并列；修饰小庄翻身起来的镜头17、18；描绘杀张宏伟的镜头25、26、27、28以及在杀吧台后那个手下的镜头中的镜头44、45的使用，均体现了吴宇森的这一意图。当我们注意到这些镜头的长度时,可发现每一组镜头彼此的长度大致相等,内容重复。如镜头8是16格,镜头9是17格,例外的是镜头28(1秒6格),远超出镜头25(8格)、26(11格)、27(10格),但镜头28已不单纯是展现开枪杀人这一简单动作,它还表现了张宏伟倒地身死这一新信息.所以,吴宇森的这些镜头使用,不是用来传递新信息进行叙事的,它只是一种装饰,一种纯形式的修饰。在对待单调动作如中弹的人体的痛苦扭动上，吴宇森就使用升格镜头，比如镜头32、35、36、65，由于动作时间的延长，动作细节被清晰的放大，使得这些单调的动作具有了舞蹈般的形态和韵律。
吴宇森善于将动作分解为不同过程，用不同长度不同机位不同景别的镜头重新组织，在小庄飞身撞开一名手下入门这个动作，吴宇森把它分解为准备撞、开始撞、撞入室内、倒地四个过程，用镜头11、13、14、15表现，镜头13是一个开始撞的近景，长度13格，观众只能感觉到一个模糊的动作，不能看清画面的全部内容，吴宇森这个镜头的作用与其说是交代动作不如说是造势的。这个镜头接上镜头14（19格）那个从室内拍的撞入室内的中景，突出了这个动作的力度和动感。如果联系吴宇森的《枪神》、《纵横四海》、《喋血街头》来看，他经常采用这种方法，即在一个连贯动作的分解表现中用一个小景别的短镜头连接一个大景别的短镜头来强调动作的力度和冲击性。在小庄踩翻桌子抓枪的动作中，吴宇森先用全景镜头56（16格）交代整个动作开始，中景镜头57（10格）交代桌上飞起的枪，至此观众可以猜想出小庄的意图和未来动作的形态了。接下来吴宇森使用景别一个比一个小的镜头58、59、60来多方位来表现小庄伸手抓那支枪，他把小庄从伸手到抓住枪整个过程的时间拉长到了1秒7格，超过了随后抓住枪开火的镜头60（1秒4格）。将动作的一个过程的分量加重到了和动作后果相同的地步，在这里，强调的不是杀人这个后果，而是小庄为杀人而做的动作的优雅潇洒，是小庄动作的风度。吴宇森对表现一个动作的相邻镜头的视觉差异特别重视，绝不让两个镜头视觉上雷同，动作外形上没有醒目变化就改变景别或机位，在《纵横四海》里更大量用跳轴镜头来制造动感，如张国荣和钟楚红在慈善晚会上的探戈舞。实际上吴宇森镜头下的动作已不是现实的动作，它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动作，有新的形式、新的韵律和新的节奏，成为一个奇观。
在仔细观察整个段落后，我们能发现在镜头28张宏伟被射杀倒下时，吧台那个手下已经拿出了枪，然而到镜头37他才上膛开火，在镜头38里，我们能看到张宏伟的尸体和椅子一起倒向地面，也就是说，在吧台手下上膛的短短时间，小庄就杀了两人，其电影时间被拉长到了11秒1格，同样在小庄飞身撞入门内这一段，吴宇森使用平行蒙太奇的手法，用镜头11、13、14、15表现小庄飞身入门这一动作，而用镜头10、12、16来表现张宏伟伸手入怀欲掏枪的动作，直到镜头19他才把枪掏出来，这时小庄已经杀了三人，并从地上翻身起来用枪指住了他。这种时间的表现过于夸张，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拉长的时间里，吴宇森使用升格、突出细节等各种方法来放大强调动作，表现动作的优雅和力度，突出小庄的身手敏捷、气度不凡。在用光上，吴宇森有意识让小庄沿墙作直线走位，尽可能利用墙壁上的壁灯，当小庄射击时，壁灯处于小庄头部一侧放出白光，烘托出高贵浪漫的气氛，给小庄的形象增添一种诗意的效果。在小庄开火时，吴宇森插入白格或利用枪口的火焰夸张的制造把整个画面映红的光线效果，当枪支射击时，枪口的火光耀眼得像一盏灯。用这些夸张变形的方法，整场枪战被描绘的如诗如画，像一场歌舞剧。杀戮变成了辞赋里讴歌渲染的浪漫主义行为。
吴宇森对动作所做的这种纯形式的处理是有目的的，他通过分解重组创造的全新形态的动作弱化消解了动作的血腥味和残酷性，最终美化了主人公。他的动作处理是为人物的形象塑造服务，至于这些动作实际意味着什么，他并不在意。

选取《枪火》的段落是保镖们在商场里的一段枪战，全长3分18秒21格，59个镜头。其中全景镜头16个，中景镜头23个，近景镜头11个。特写9个，在这些镜头里，有11个镜头长度短于1秒，运动镜头23个，仰角拍摄9个，俯角拍摄3个，没有升降格拍摄的镜头。相较于吴宇森，杜琪峰在这部影片里更多使用运动镜头，镜头长度也更长。景别上更多采用中全景。
相比于《喋血双雄》里频繁的走位和复杂的动作，《枪火》里几乎没什么激烈的动作，以这个段落为代表，3分多钟的枪战，杜琪峰的设计却几乎全是静止造型。从镜头10所有人物就位后，人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持枪而立，静止不动的。杜琪峰摈弃了港产动作片惯常使用的繁复动作设计和花哨的蒙太奇处理，通过几近静止的造型处理这一极端的动作设计来舍弃动作本身的表现，着力于制造枪战戏的压力和悬念，渲染气氛，以形成张力。
在推车人出现前这2分15秒的长度里,从全部保镖就位后,杜琪峰用镜头11、12、13、14交代mike的位置,他在把守一条通道:自动扶梯,而且在同杀手A对峙，mike站在扶梯的出口附近举枪射击，杜琪峰更用一个俯拍的长达14秒7格的镜头14表现mike一夫当关的作用，构图上也强调了这一点：他站在黄金分割点上，而扣扳机的手指处于画面的中心。景深处是这一团体的其他人员。接下来他用镜头15表现阿来，镜头16表现阿肥和老大，镜头17表现阿信，镜头18表现阿鬼，只有表现阿来的镜头15是移镜头，其他人是推镜头。通过移镜头一方面表现阿来的环境，他面对着开阔地带，一方面表现阿来的一触即发的高度戒备，另外三个推镜头既交代各人的位置又揭示了他们的紧张状态。在镜头19中更用一个拉镜头交代整个环境的同时点出另两个杀手就埋伏在附近，引入了新的悬念，紧跟着镜头20、21、22、23表现三名杀手的伺机出击，再加上之前8个镜头的积累，这场戏的气氛和张力达到一个峰顶。值得注意的是这13个镜头的长度大都超过3秒，这个长度远超出叙事的要求，纯粹镜头本身就制造了不安和压力。这和吴宇森形成鲜明对比，吴宇森几乎不交代环境细节和人物的位置关系，观众只看见绚丽夺目的动作和眼花缭乱的射击。吴宇森动作戏的气氛营造完全靠肢体动作本身。简短的镜头除了美化动作几乎没别的功能。
也正是因为几乎静态的枪战，杜琪峰更多使用中全景和运动镜头，中全景总共39个，中全景的功能不仅是展现人物的造型，更多是表现人物所处环境和彼此的关系。典型的如镜头28、40、49等，特别是镜头28，前景是持枪对峙的mike，大厅的全貌在他身侧，在景深处推车人入画，这个镜头不但表现了新的戏剧发展——推车人进入，还表现了这一新元素与所有保镖的位置关系，这一关系也提示观众其后阿来最先发现有埋伏。这个全景镜头的构图也暗示这个推车人的危险身份。杜琪峰的运动镜头除了展现空间外，更有借镜头的运动引入新的戏剧元素，在人物间建立联系，如上述镜头19。在镜头27里，那个推的方向是从大厅外部向里推的，而整个画面人物站位正是一个三角形，两杀手居最外端，即推的起点，而阿肥护着文哥在三角形的顶点，即推的止点方向，这个镜头不但说明杀手的目标，也暗示随后杀手将要行动。除戏剧作用外，运动镜头也在制造气氛刻画人物上发挥作用，如镜头16、17、18、19、22、23、24等一组各人的中近景推镜头，将绷紧的压力和每个人的状态气质精确的刻画出来。
总观整个段落可以看出，有6个镜头是表现这场枪战的戏剧变化的，或是引入新的故事元素。即镜头11杀手A出现，时间是51秒15格位置，镜头19出现杀手B、C，1分钟34秒2格位置，镜头28推车人出现，2分15秒13格位置，镜头34阿来发现杀手B，2分33秒10格位置，镜头43推车人拔枪，2分44秒19格位置，镜头47杀手B从另一根柱子后扑出，2分48秒01位置，这些镜头的间隔时间分别是42秒11格、41秒11格、17秒21格、11秒9格、3秒6格，明显呈加速。也正是这样，观众的观片兴趣不断被激起，注意力被牢牢吸引在影片上，虽然这个片段长3分18秒21格，而且人物多呈静态，却并不沉闷乏味，我曾实验性的让11人观看本文选取的两个片段，约有6人觉得两者差不多长，2人觉得《枪火》片段较长，3人不能判断长度。这也是杜琪峰的特点，从《审死官》、《赤脚小子》始，他就更多关注叙事本身，注重整场戏的氛围和张力。

这两个片段实际代表着动作片对动作处理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动作形态的夸饰，一个是跳出动作本身，转而营造气氛，制造戏剧张力。前者更多是蒙太奇技巧的展示，而后者则更多考虑到戏剧元素的揭示和人物本身状态的刻画。从效果看，两种方法不相上下，各有所长。

在外面跑来跑去太久了，回来就发现出了这么多事。google要出走了，足协出丑了，冯艳翻原一男的片子了，党开始上规模成体系的收拾互联网了，还有家里养的兔子全都被自杀了。

回来喝点茶睡个懒觉，觉得四川逐渐模糊，仿佛遥远的赛博特星球。我发现自己记性越来越差，拍过的东西很快就忘了，可能真是老了。

中国拍纪录片心思越大时间越长进入越深就会越厌恶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包括自己，某种意义上玩味私人的个体的对内的影像其实是最舒服的。因为这是可以解决的，或者折腾一番后假装解决了。孤独痛苦的伯格曼安东尼奥尼都活了九十多岁，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张纯如36岁就自杀了。

说几个笑话，一个是贴过的，资阳精神病院组织全院疯子搞唱红歌竞赛。另一个也是四川的，一家聋哑学校组织聋哑学生搞了一场手语比划红歌大赛，曰用心唱红歌，领导们观赏打分。四川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布努埃尔要是活着，一定会爱死这里了。

别人的人生永远是美学的灵感源头，我决定忙完手头的东西，搞定工作就搬去那里，搞出一个纪录片的超现实主义流派。

这是多年以前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博主从邮箱底层挖出来，祝谷歌好运

谷歌在中国：他不是Google

2006年纽约时报

在中国，很多年轻人都把李开复当作名人。虽然不是像陈冠希或者演唱组合F4那样，但是这个44岁，总是身着一身灰色的计算机专家肯定能吸引一大堆粉丝。当这个Google中国公司的总裁在中国的大学发表演说，讲中国的年轻人如何该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青年竞争的时候，黄牛党会把门票炒到60美元一张。还有一次，李开复演讲的会场里有8000名听众，学生们被李开复的每一句话所吸引。

不难看出为什么李开复被崇尚科技的中国年轻一代视为偶像。他在台湾长大，之后去了美国，中英文都很熟练。在去年加入Google以前，他曾在加州为苹果公司工作，之后又效力于微软中国。他一手建立了位于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中心。他个人曾出版了”Be Your Personal Best,”一本卖得很好的励志类书籍，内容是关于中国学生需要接受有承担风险的精神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七年前，他建立微软实验室的时候，就聘用了十几个中国顶尖的毕业生。现在他又在Google重复这样的步骤，“中国的学生绝对不同凡响。”他在北京和我见面的时候这样说。“他们有巨大的学习的欲望。”

在讲述科技带来的巨大解放的时候，李就像是一个传教士。他说，网络会给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人们带来更平等的机会。一旦国内的小乡村也实现了网络化，距离北京或者上海几千里之外的学生也能够学习麻省理工或者哈佛的网络课程，从而解决受教育的问题。李在去年夏天才加入Google，但是他身上早已经带着 Google员工的那种热诚和理想化的信念。当他从微软离职的时候，他在个人网页上发表了一封感情洋溢的公开信，赞扬Google将信息传播给大众的这种使命感。他用了一个公式作为结论：年轻+自由+平等+ 颠覆+创新+用户为本+不要做坏事=Google的奇迹。

当我拜访李开复的时候，Google的奇迹正在北京的商业区的办公室里被进行着。这些小办公室看起来就像是在匆忙中租下来的。狭小的房间里挤满了穿着T-SHIRT的年轻人，围着巨大的纯平显示器，讨论Google的新程序代码。“我们这些人所抱的理想都是非常高尚而重要的，“李告诉我，“如何做出用户喜欢的东西，然后考虑下一步如何盈利。还有就是不要做坏事。”李开复指的是Google公司的格言。“不要做坏事 —我想我在内心深处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但是Google最近几个月在中国的行动看起来却不怎么理想主义。在一月份，也就是李开复开办北京办事处不久，公司宣布将在中国市场推出新版本的搜索引擎。为了遵守中国的法律，Google同意净化所有中国政府不赞成的搜索结果。这其中包括法X功;宣扬言论自由的网站;或者任何提及天X门XX的网站。如果你搜索“西藏”或者“法XX”，中国以外的google能给出几千个博客，新闻，还有讨论组。但是在中文Google上试试，绝大多数的链接都不见了。 Google把他们删得一干二净。

Google的决定在美国反响极差。一月份，公司主管被召到国会听证会，他们的行为被拿来和纳粹合作者相比。公司的股票下跌，抗议者举着标语在公司总部外抗议。Google虽然并非唯一一家在最近由于中国问题而受谴责的美国科技公司，而且也不是做的最过分的。然而Google的管理者却应该另当别论。当公司在两年前上市的时候，公司年轻的创始人，Sergey Brin和 Larry Page 在写给证券所的文件中说，Google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关注公众利益的公司。Google现在却和压制自由的中国政权合作，他如何自圆其说?

我很难准确的了解李开复对于公司和中国政府的合作持怎样的态度。作为我和李开复会面的条件，Google不允许我提起有关此类的问题，只有公司在加州的总部才被允许谈论此话题。但是当我和李谈起网络是如何改变中国的时候，他的一个观点颇能说明问题：他所雇用的中国学生，其实并不渴望民主。“人们其实可以自由地谈论这个话题，他补充说，(指的是民主和人权问题)我不认为他们在乎这个。我认为大家会说：“美国民主，那是好东西。中国现在的繁荣和稳定，也是好东西。不管怎么样，我现在能去我喜欢的网站，能看到我的朋友，过得开开心心。”李开复说，当然，关于自我的表达，公开发表言论，已经变成了中国年轻人当中的热门话题，这是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博客，论坛已经遍布中国。“但是我不认为这有什么政治含义，”李接着说，“我认为只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他们可以表达自己，并且被别人听到。他们喜欢这个,这样就够了。”

这样的话在我听来，就像是含糊的政治见解—一种缩了水的言论自由的概念。但是当我和中国的年轻一代网民相处一段时间以后，我听到的都是略有不同的类似观点。年轻+自由+平等+不要做坏事这是一个等式，包含着几个恒量，却有着许多个可能的解答。当下，对于中国人来说，何谓自由?审查制度也有层次之分?限制信息也有好坏之分?在美国，这样的问题根本就无法被接受—对话到这里就该结束了。但是在中国，正如Google所发现的那样，对话才刚刚开始。

文化差异

事实上，Google在中国并不是先驱。雅虎是第一家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网络公司，在1999年就推出了中文网站，并在北京建立了办事机构。雅虎的决策层很快就认识到进入中国是多么困难—而且文化的障碍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何等的巨大。例如，中国的生意人在沟通的时候不喜欢留言，留信息这样的方式，他们倾向于使用手机和短信。(我在联系一个中国总裁的时候就遇到对方电话关机，而且不能使用留言的情况)对于中国网民而言，网络最吸引人之处—这一点和美国不太一样—就是论坛。成千上万的关于不同问题的争论在论坛上出现。百度，一个2001年推出的中国搜索引擎，雅虎的早期竞争者之一，发明了一个讨论工具。允许人们对当前的热点搜索项目进行即时讨论。用户现在如果在百度搜索nba巨星姚明的话，他们找到的不只是关于他比赛的报道，他们还能加入和姚明有关的成千上万个聊天室。百度的聊天室每天会有超过5百万的发帖。

正如雅虎所发现的那样，这些文化上的细微差别导致了美国公司的网站对于中国用户而言太外国化了。也使得这些用户转投那些中国网站。这其中包括了新浪和搜狐。这两家网站的搜索引擎不那么好用，但是充斥着论坛聊天室还有政府批准的中文网站。高涨的民族情绪可能也有关系。“现在大家都有一种强烈自豪感，要支持自己人。”香港城市大学的LIH告诉我。

雅虎在另外一股席卷中国的浪潮里也走得太慢了：盗版的浪潮。自从Napster事件以后，西方国家普遍都把上网免费下载音乐和电影看作违法行为。当然在西方这种现象还是很猖獗，但是自从iTune的成功以后，更多的人愿意付费。在中国，下载盗版音乐，电影和软件就和上网查看天气预报一样平常。百度的总裁发现很多年轻人都在网上找盗版 mp3，所以公司就专为此目的开发了一个界面。一天下午，当我在北京的一家网吧里的时候，隔着几张椅子的一个年轻人正在吸着可乐，看着下载的《最后的武士》，他的朋友则在使用百度来下载50cents乐队的新专辑。“差不多五分之一的百度流量来自mp3的搜索，这个在美国肯定不合法。”robin 李，37岁的公司创始人说到，“现在我觉得唱片公司可能对我们提供的服务不太高兴。”他最近这样告诉我，“但我认为数字音乐是一种趋势，无法阻挡。”

一开始，Google在进入中国市场上的策略和雅虎就不同。2000年早些时候，Google的工程师悄悄地开始研发能够接收中文，日文，韩文的系统。到了年底，一个勉强能用的中文版google就诞生了。2001年的时候如果你在中国上网，Google的服务器就会检测到你的位置并自动连接到中文的界面。法文版的Google系统也是这样运作的。

就在百度吸引大批喜欢下载mp3的年轻人的时候，Google却在另一些人那里受到欢迎：中国大城市里面的白领，那些接受西方文化，说话夹杂着英文单词的，一个认同全球视野多于民族情绪的阶层。

靠着吸引这些人，Google在2002年底成功超越了雅虎，占领了中国搜索引擎流量的四分之一—这样的成绩完全是在加州的公司完成的，远离中国政府的影响。

防火墙构成的万里长城

接着在2002年9月3日，Google消失了。中国人在那天发现网站被封锁了，只剩下一个错误信息。中国政府开始封锁Google。中国在网络审查上主要依靠两个手段。对于境内的公司，政府使用一系列惩罚和恐吓手段来保证内容的干净。对于境外的网站，政府使用另一种卓有成效的控制方法：被称作网络上的中国万里长城。

当你在使用网络的时候，你感觉似乎是无形无界的。实际上却不是。通过光缆传输的信息需要经过真实的国境线。中国一共有三条光缆主线，中国的网络就以此来和世界连接。中国政府要求管理这些网络的公司设置路由端口，在国内外网络的交接处。其中一些设施是由sisco思科公司提供的，一家美国公司，作为中国的新审查员。

如果你用北京的一台电脑进入一个服务器在芝加哥的网站，你的浏览器就会发出一个请求，这个请求就会通过光缆传到审查的路由那里，然后被检查。如果请求的网站在中国政府的黑名单上—长长的名单—而且还在增多—请求被拒绝。如果请求没有被拒绝，路由接着就会检查所请求的网站上有没有敏感词汇。如果网站包含一个类似“法X”或者1989XXX之类的，路由就会阻断信号，回到网吧，你就会看到浏览器给出一个错误提示。这个过滤系统的复杂程度让人惊讶，可以让某个网站的一些网页通过，同时封锁一些页面。当我在北京的网吧上网，我可以浏览BBC的娱乐和体育页面，新闻页面就打不开。

Google给审查者们带来了特殊的问题：由于当时Google在中国并没有办事机构，中国政府无权干涉，也没有能力让 Google主动清除搜索结果。这样，网络长城的功效就只有一半了：它能够屏蔽Google的搜索结果所指向的网站，但是却没法阻止人们看到被禁网站的列表。例如你在上海，然后搜索人 权，你可以搜索到包括中国人权组织在内的被中国政府屏蔽的网站。但是当你试图点击链接试图进入的时候，你就又会得到一个报告错误的提示信息。政府官员不喜欢这种状况–中国人由此能感觉到，他们的领导人对什么话题感到了威胁—但是Google很受欢迎，他们也不敢完全屏蔽。

在 2002年，状况发生了改变。中国政府决定全面屏蔽Google。为什么?各种理论充斥着。Google的创始人sergey告诉我，他怀疑是某个竞争对手从中挑拨—某个中国的竞争对手。但他很老练地没有给出任何一个名字。但是很多美国的网络总裁都相信百度在Google被封的事件中直接受益。一个在北京的合资企业家告诉我，屏蔽Google的幕后挑拨者就是百度，2002年，百度的市场占有率比Google低3个百分点。“百度的一些人就坐下来找了上百个能让Google被封的证据。”她说，(她坚持要求匿名，以免遭到官方的报复)“接着百度的人就拿着这些结果找到政府，说，看这些有危害的东西都是在 Google找到的，这就是Google被封的原因。“百度坚决否认指责。当我和北京社科院的一位教授谈起的时候，他也否定对于百度的指责，争辩说百度本来就要比Google强，而且更了解中国人的需要。然而，许多了解内情的人都告诉我，中国本土的网络公司经常向政府反映竞争对手的网站内容，以此希望对手遭到打压。在中国，审查制度不只是一个政治工具，而且还是一个竞争工具—一根公司之间互相捶打对方的大棍。

自我审查有奖

10 月份的一个晚上，当我去到一家网吧的时候，那里120多个机位已经被年轻人们占满了。(因为电脑和家庭网络还是很昂贵，所以很多年轻人都是去网吧上网，享受低廉的价格和高速的带宽—还有冷饮)每个人看起来都准备好好地享受一整个晚上：年轻的女孩穿这粉红色和黄色的hello kitty的运动衫，在几个聊天窗口之间切换。楼上一帮穿着橄榄色军装的年轻中国士兵，欢笑着徜徉在中世纪幻想的魔兽世界里。在一堵墙边，挨着一副褪色的功夫电影海报，贴着一行字：请勿浏览色情及违法网页。这个告示几乎没有任何作用;这里的每个人看起来根本不会去浏览关于天X门事件的网站。我询问了网吧的老板，他的顾客会不会经常浏览非法的内容。不经常，他笑着回答，就算有，也是黄色网站。他觉得封锁非法信息应该是政府的事。“政府不准看，那就是不该看。 ”

对于中国，西方人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假设，政府进行审查是偷偷摸摸的。恰恰相反，党对于这个问题非常的诚实—甚至是骄傲。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商人告诉了我一件事，关于他参加一个中国网络公司协会的颁奖礼，其中出席的包括主要的网络服务提供商。“我当时坐在听众席，然后他们就说，现在宣布年度自律奖!然后宣布了10个公司，给他们发了奖牌，然后握手。一位部长也在那里，还和每个人都拍了照。这基本上就像是自我审查优秀奖 —然后每个观众都在鼓掌。”这位商人解释说，中国的网络审查，是警察的一项额外任务。一月份，深圳公共安全部门推出了两个可爱的卡通形象“网络警察”，被命名为JINGJING和 CHACHA，每个网络警察都有博客和聊天窗口，市民可以和他们聊天。北京青年报引用深圳官员的话“这两个形象的主要作用是震慑。”文章接着解释说这两个形象主要是公开提醒所有网民，注意安全和健康地使用网络，自我规范网上行为，创造和谐网络环境。

震慑和“自我规范”，事实上在党使用审查制度控制私营网络公司方面很关键。要获准经营网络业务，私人公司必须签订一份协议，不允许包含某些特定话题的内容出现，包括“扰乱公共秩序或破坏稳定团结”，“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或者“违反国内风俗和习惯”。有一项禁令特别针对邪教或者其他迷信，这是很清晰地指向法XX的。但是整个协议的表述，有意地搞得很含糊。随便哪一级哪个部的官员都可以要求把他认为过分的内容清除掉。

国家信息产业部的官员每周都会召集各大网络服务公司的管理者开例会—特别是拥有新闻，博客和论坛的那些—讨论那些新的话题可能在本周出现，而且最好被清理掉。“私底下我们都叫他吹风会。–换句话说，就是会吹哪个方向的风。”那个美国商人说到。政府官员会在几天前就发出警告。

美国的网络公司在刚来中国的时候，都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一份官方的黑名单，以及需要审查的敏感词。他们很快发现这样的清单根本不存在。取而代之，政府只是要求公司模糊地去进行自我规范。所以公司必须要参透中国的政治，从而自己了解什么东西政府会不喜欢。去年网上曾经流传着一个清单，据传是政府给博客公司的黑名单。事实上，这份黑名单是中国一家博客公司的一位年轻总裁自己整理的。每一次政府要求清理一个帖子，他就留意哪些内容是政府针对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开发出了自己的黑名单，让自己的公司以后免遭斥责。

不服从自我审查规范的后果很严重。一位美国的公共关系顾问最近在帮一家中国门户网站工作时见到，一天下午，警察冲进公司办公室，把CEO拖进了会议室然后严厉斥责他没能阻止违法内容。“事后他脸都吓白了。”这名顾问回忆说，“你必须理解，这些人都被吓坏了，真的吓坏了。他们很害怕被抓去坐牢。每天坐在办公室里，他们都在想着这种事。”

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网站总是会审查清除掉甚至比需要的还多的内容。中国这一整套体系是建立在一个经典的心理学事实上的：自我的审查永远要比官方的审查更全面更彻底。让每一件网络公司都各扫门前雪，政府就有效地控制了用其他方法难以监控的数十亿电子邮件，新闻，论坛话题。政府采用的方法看起来就像是让公司去自己揣测，然后时不时，怒气冲冲地要求网站在24小时内清理某些内容。James，一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他们的执法总是充满着随意性，让人觉得他们就是在监控所有事情。

政府的监控虽然很全面，但也有不灵的时候。某一天可能某个被禁的站点又突然看得到了，多数是由于路由器超出负载，或者政府突然决定容忍这个网站。第二天，或许这个网站就又消失了。总的来说，网民的举动都是很小心的。他们很少触及政府的戒条。在中国有许多不能够跨越的界限，大家不用经常谈论这个，但每个生活在其中，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或多或少的理解这些界限。这也正是美国公司对中国的环境感到困惑的原因。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

对比美国人经历的彷徨，当我问起中国的商人，政府的审查制度对于公司到底难不难操作。“我告诉你，绝对不会比在美国提交财政报表难。”XIN YE，sohu的创始人这样说。还有一个晚上，我和张朝阳，新浪的总裁在上海一家爵士酒吧喝酒的时候，我问其他，多长时间他需要把新浪论坛上的帖子清理一次。他回答：“不太经常。”我问他，不太经常指的是一星期，一个月还是更久。他提出了反对，我不认为我应该谈论这个。虽然这样，他却没有因为我问的问题而感到困扰，“我不想把这个叫做审查制度，这就像每个国家都会有一种倾向。在美国也有些宗教禁忌不能谈论，大家都知道这个。”

阿里巴巴网站的老板JACK MA说的更直接“我们不想让政府生气。”我是在十月份的一天，在北京中国国际宾馆的大堂见到他的。MA的公司刚刚被雅虎收购了 40%的股权，MA全权负责雅虎在中国的经营。他对于网上言论的看法是：“任何在中国属于非法的东西，都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搜索引擎上。我们只是做生意。股东要的是分红，股东希望我们的顾客能够高兴。同时，我们也没有义务要在政治方面做这个做那个。忘记这个吧!”

小小的革命

去年秋天，在北京星巴克，我遇到了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博客写手，ZHAO JING。他是一个31岁，穿着讲究而又帅气的人。当他说起90年代晚期网络的到来让中国发生了巨变的时候，言语中透出喜悦。政府之前控制了所有的媒体，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可以上论坛或者建立自己的博客了，这就像是解开了一把锁。就算你再谨慎，不愿谈论政治。你也可以只是公开的发表你对其他事情的见解— 天气，体育—感觉上真是一场小小的革命。ZHAO(他现在就职于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在言论方面要比大多数人都大胆，越界。大学毕业后，ZHAO在一座小城市的旅馆里做了接待员。他觉得如果自己够幸运，有一天也会有自己的事业。 1998年他开始上网，开始意识到他真正想做的事情其实是谈论政治问题。他开始撰文发帖。在网上写了一段时间以后，一家报社的编辑就请他去做记者了。

“这就使网络的作用。”ZHAO说着，并露出一丝微笑，“我只上网了一个星期，就在省内外都出了名。我之前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写东西。但我也意识到问题不在我，而是我居住的这座小城市。”ZHAO在2003年3月丢了工作，由于他所在的报纸发表了关于一位支持政治改革的退休官员的文章，政府报复性地查封了报纸。但是ZHAO仍然渴望写作，因此就在一个服务器在英国的博客网上安了家。他以安替作为笔名，写了很多诙谐的支持言论自由的文章。这些文章很快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八月下旬，政府使用防火墙封掉了他的网站，这样在中国就没人能看到了。他转而使用微软的博客，MSN SPACE。虽然政府还在监控他的文字，但安替却仍然大胆地在写。安替告诉我，他知道自己很安全，因为他知道哪些界限不能碰。

“如果你只是每天上网写东西，批评政府，他们不会介意，”他说，“因为这只是言论。但如果你想组织一些人—哪怕只有三四个—那他们就要来收拾你了。因为这不是言论，而是有组织有预谋。人们说我很勇敢，但其实我不是。”网络给安替带来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但他说起自己的博客对政府能产生什么影响时，却不怎么兴奋。更让他兴奋一点的，是他对自己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还有几个中国的年轻人也是这样告诉我的。如果网络能给中国带来一场革命，那么革命也肯定是通过每个人的自我实现，通过许许多多微小的，平凡的方式。

一天下午，我去拜访了一位29岁的中国女士，JIANG JINGYI。她在EBAY开了一个网上服装店。当她打开自己在上海的繁华地区的公寓大门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突然撞进了一间别致的SOHO流行时装店。三排衣架挂满了冬天穿的夹克，起居室的中间堆着运动衫，还有整齐地摆放着的跑鞋和靴子。我们坐在她摆了四台电脑的卧室里喝茶，JIANG通过翻译告诉我，她以前是一个设计师。但她自己很喜欢开店。所以有一天就决定在当地的服装厂进一些便宜的衣服，然后放在网上卖。衣服卖得很快，她得了3成的利润。接下来的三个月，她越卖越多。有一天她发现网上拍卖的利润已经超过了她原来工作的工资。她辞了工，开始专心搞拍卖。现在她每月的销售额超过100，000元，合 12000美元。

“我的父母没法理解。”她笑着说，一边用电脑向我展示她最新的拍卖，一件售价300元的夹克(网上她给这件夹克的描述是“非常时髦，穿起来很酷!” )现在JIANG的销售范围已经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以前中国落后的银行系统和信用机制让网络交易很复杂。但现在贝宝—EBAY的网络交易系统—终于把中国和世界市场连了起来。她说自己准备开展小型的国际业务，把打折的衣服直接卖到伦敦或者洛杉矶。

妥协与放弃

Google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政府在2002年下了查封令。而查封令在两周之后又神秘地嘎然而止。但是就算解除了查封，Google还是有很多麻烦。中国的防火墙长城拖慢了所有进入这个国家的网络信号。一百次里面有十五次，Google会因为网络塞车而无法使用。防火墙也开始惩罚那些好奇的人们：如果有人查找一个敏感词汇，防火墙通常就回复一个虚假的错误信息，让人以为Google的系统坏掉了。然后接下去的好几分钟，用户就没法再连接上Google—-这种惩罚可以算是数字化的一巴掌吧。对于Google来说，这些延迟和错误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搜索引擎本因在毫秒之间给出结果。百度，Google的主要中文竞争对手，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服务器就在中国本土，在万里长城之内。更糟的是中国的大学网络不能够访问国外网站，意味着Google在其他国家最忠实的粉丝，在中国却不得不选择百度。

BRIN和其他Google的总裁们意识到，防火墙留给他们的只有两个选择，而且都是他们不情愿的。如果Google 继续置之不理，继续只在国外运行，那么结果只能是被防火墙拖慢，甚至更不公平的封锁—最终，市场份额就会被百度和其他中文搜索引擎瓜分。如果他们开办中国分部，把服务器开在中国，防火墙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服务速度立刻就能提升。但是Google就必须屈从于中国的审查制度。

大棒加胡萝卜最终把Google引到了中国。百度就是大棒：截至2005年，百度已经彻底地击败了竞争对手，几乎抢占了一半的中国搜索引擎市场，而 Google的市场份额缩水到了27%。胡萝不就是Google公司自己的一个概念，让一个独裁的国家的人民拥有更多的信息来源，这就是在做好事。公司的职员指出，他们肯定要比那些屈从于审查制度的中国公司做得好。当然，Google也必须清楚最敏感的政治网站—-宗教团体，民主组织，天XX纪念 —还有黄色网站。但是相比中国用户能够在Google上找到的内容，这些只是九牛一毛。Google还是能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艾滋病，环境问题，禽流感，全球市场。BRIN告诉我，利润，在综合考虑的因素中占的比重不大。他认为Google要想在中国盈利至少需要好几年。他认为，事实上进入中国市场的商业考虑并没有希望中国人能够好地获取信息的考虑多。“我们最终决定作出这个妥协。”

他和起来管理层开始讨论哪些妥协他们能够接受。最后决定是，不像雅虎和微软，他们不提供中文的邮件和博客服务，因为这样的服务会被迫使得他们要审查博客或者要把不同政见者的信息提交给秘密警察。他们还决定不会撤销现有的，没有审查过的中文版Google。这样一来，他们实际上就给中国人提供了两个搜索引擎。中国网民仍然可以进入旧版 google.com;这个版本提供没有审查过的搜索结果，虽然敏感的结果最后仍然会带来一个错误页面，虽然该版本仍然会很慢而且时不时地被防火墙整个封杀。新版的Google 是google.cn,这一版的内容会经过审查—但是会快得多，可靠而且不会被防火墙阻挠。

BRIN和他的小组决定如果他们必须要清理例如“天XX事件”的搜索结果，那他们会在搜索结果的顶端放上一个声明，解释说根据中国法律，有些结果被隐去。当中国的用户查找被禁止的条目，BRIN 说，“他们至少能注意到有东西没有了，或者至少注意到国家的控制。”这就使计算机专家经常使用的解决方案：信息缺失其实也是一种信息。(Google的法语和德语版也会显示类似信息，针对一些支持纳粹的网站)

BRIN的小组还要接受另一个挑战：如何决定哪些网站要屏蔽?中国政府不会给他们一个黑名单。所以Google的技术人员就借助高科技手段。他们在中国境内设置了一台计算机，然后设置程序让该机访问国外站点，一个接一个地试。如果有站点被屏蔽了，就意味着政府把它视为非法—这个网站就被加进Google的黑名单。

2005年12月，Google的管理层在许可证上签字，正是进入中国市场。他们从来没有正式地和政府官员坐下来，接受审查协议。他们决定自己先这么做—然后等着政府的反应。

中国风暴

Google.cn 于今年一月27日正式运营，维护人权组织的成员马上登陆新的引擎，察看它是如何运作的。Google的自我清查非常全面，有关法XX的第一页搜索结果，都是反对法XX的网站。Google的图片搜索，也是很出类似的结果。输入天X门，你看不到XX和XX，只能看到夜晚的美景还有幸福的中国夫妇在那里的合影。

Google的时机实在选得太差了。Google.cn的做法被代入一个政治语境，和其他在华科技公司的做法相提并论。去年九月，无国界记者组织透露，在2004年，雅虎把一封用户的个人邮件交给中国政府。导致SHI TAO，一名商业记者，在把关于政府规范媒体的文件传给境外网站的时候被捕。他被判入狱10年。接着在12月，微软遵从政府的要求，关闭了安替的博客。值得注意的是，微软的博客服务器甚至没有在中国;公司有效地遵从了大洋彼岸政府的审查，删除了位于美国的服务器里的资料。

对比这些事件，Google的管理层也许表现得更负责更道德。但是中国问题的风暴在二月席卷了硅谷，Google首当其冲。国会召集了三家公司进行听证—一起的还有csico，中国万里长城的硬件提供商—立法会质疑了三家公司的做法，Google更是被特别地教训了一顿。他们质问，一家以“不要做坏事”为口号的公司为何与中国的审查者合作。“这样你们的公司就成了中国政府的打手，”JIM LEACH，爱荷华州的民主党人说，“如果国会也想学学怎么审查，我们就找你们Google。”

安替给出的排名

2 月份，我又一次见到了安替，这时候距离他的博客被关闭已经两个月了。我们在北京的一间酒吧喝酒。安替还是像之前那样充满活力，虽然他有点后悔上次自己所做的乐观的评价。“我现在有一点愤世嫉俗。”他的博客被封是因为一篇日志，谈到中国一家报纸的主编被炒。他当时呼吁大家抵制该报。这个举动显然是越界了。已经不只是言论那么简单，因为安替号召了大家去行动。政府联系了微软，要求关闭安替博客，公司同意了。这个举动召来了大批拥护言论自由人士的抗议，他们指责微软甚至在中国政府还没给出正式的要求之前就屈从了。

微软似乎对公众的抗议已经习以为常。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公司的政府关系总管表达了遗憾。为了挽回颜面，微软高层指出他们备份了被删掉的博客日志，并把他们寄给了安替。安替告诉我，微软并没有提及，他们拒绝把日志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他，他们只是刻了一张碟，然后寄到安替要求的美国境内任何一个地址。微软看起来太害怕中国政府了，安替苦笑着说，他们甚至不敢通过邮件把被查禁的东西寄到中国。(微软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

我原本以为安替会很愤怒。但他却出人意料地很平静。他把几家公司进行了道德上的排名，扳着手指一间间的数。他说，Google应该排在最前。它确实真诚地在改善中国人获取信息的质量，而且在这样坏的体系里希望做到最好。微软其次;安替显然对他们的做法不太高兴，但他说微软还是提供了一个好用的博客工具，毕竟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意见的空间。雅虎排在最后，安替对他们的态度唯有怨恨。

“Google 做出了妥协。”他说到，有时候妥协是必要的。但是雅虎的行为，却要被归到另一类：“雅虎是叛徒，中国人都痛恨雅虎。”安替说，不同点是雅虎把一个不同政见者置于危险当中，而且很明显没有考虑到对人权的伤害。(雅虎没有做出评论)Google却相反，他们避免了那些有可能导致人们入狱的服务。安替说，他们虽然也在审查信息，但他们犯的错无非是删掉一些信息，而不是删掉自己的人性。

失真的世界

安替的道德观点很让人惊讶，不只是因为对于美国的思维方式来讲太过陌生。大多数美国人，特别是多数思考和写作关于中国问题的美国人，他们的思维中不存在折中的民主，或者折中的言论自由。一个国家要么就完全拥护这些自由，要么就是跌进了集权国家的深渊。但是中国的博客写手和网民们其实之前早已经在谷底待着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被审查过的互联网，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年轻一代来说，网络把公共言论变成了一种日常行为。这个角度也正是Google 所接受的。由此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不完美的互联网能否带来一个更完美的社会?

有一位我采访过的总裁把中国的互联网问题总结为“ 失真的世界”的问题。如果那些用Google搜索法XX的人看到的都是反对的网站，他们的世界观会是怎样的? 他们也许会相信Google的权威，假设情况就是这样。这正是最近国会听证会上，民主党代表CRISTOPHER SMITH所担心的。“关于敏感问题，当Google只是带给你正面宣传的信息，那么 Google在其中就起了协从的作用。这样就影响了整个下一代—他们会认为，也许我们可以生存在独裁的环境里。没有什么LECH WALESAS(波兰革命的领袖人物)，民主永远都不可能实现。”对于SMITH来说，Google的逻辑就是妥协的逻辑。就像很多公司和种族隔离的南非打交道一样，Google太看重利益，而忽略政治问题。(本月早些时候，Google的CEO在北京见李开复时对记者说，Google去改变中国的审查制度，实在是很“傲慢”)

但是也许失真的世界对中国来说还是小问题，因为很多中国人告诉我，他们很久以前就学会了跳过党的那些虚伪的政治宣传和媒体控制。中国社科院的GUO LIANG教授告诉我一个显著的例子。“哈佛的一些人做了一个关于中国互联网的调查，我们他们调查结果是什么?他们回答，我们认为中国政府试图控制互联网。我就一直笑，我说，我们当然知道这个!”Google的审查过滤对GUO来说并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一点也不新鲜。

香港城市大学的教授ANDREW LIH说，大多数中国人抱有一种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中国人有五千年的历史，你现在封一个网站，他们只会想，用不了多少时间，它自己就会回来的。”或者想想中国那些想方设法登陆维基百科全书的人。最近，维基百科被全面封杀。这些人希望说服维基的管理者能够建立一个中国政府允许的版本，禁掉那些在中国不合法的条目。他们说，这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好事，特别是那些边远地区学校。(到目前为止，维基仍然表示不会创建一个审查过的版本)

电脑程序的代码是很灵活的，因此有很多办法对抗虚伪—让信息审查这个事实或多或少被大家看到。在开发google.cn的过程中，Google曾经考虑禁掉和敏感话题有关的所有内容。也就是说在Google中国去搜索法XX，结果是一个支持的站点也没有，一个反对的站点也没有。那样能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别忘了，当Google推出审查版的google.cn的时候，仍然保留了旧版的搜索引擎。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网民，只要输入一个敏感词，然后把新旧版本的结果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知道黑名单上到底有什么了。有些批评家甚至建议Google做得更多一点，直接把黑名单在美国公布，让审查制度变得完全透明。

超级女生理论

当我和李开复在他北京的办公室谈话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会感到他的前后矛盾。有一阵他就像一个热爱自由的Google人，强调说互联网给了每个网民以权力。但是下一分钟，他就更像阿里巴巴的总裁JACK MA—强调中国人对于引发动荡不感兴趣。在和中国的网络公司总裁聊天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的听到这样的圆圈逻辑：我们不觉得清理掉敏感话题有什么不好，因为用户本来就不会去看那些东西。

也许他们是对的，用户是不会去看。但你也能很轻易地反驳说，他们不感兴趣只是因为他们被吓到了。谁会公开地在公共网吧查找不合法内容呢?—甚至是在家里—政府要求每个上网用户都要登记姓名和电话号码以便追踪。政府对网络的镇压甚至有可能变本加厉，如果中国广大的穷苦农民也开始上网。政府适度的容忍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网络言论。但是那些被腐败的地方官僚欺压的农民们都是激进分子，他们对北京来说是现实的威胁。2004年有多达70，000起抗议活动，其中很多都被强硬地镇压了。

在批评家眼中，Google是将中国网民的期望置之不顾，为了保证市场赢利而屈从于中国政府。李开复的话则代表一种完全不同的信念：互联网由于与生俱来的特性，将会逐渐瓦解政府控制言论的能力，为一个拥护民主的社会打下基础。从这个观点出发，中国的革命将不会存在“伟人”，也不会存在LECH WALESA式的英雄，激励被压迫的同胞，为民主而战的将是一亿毫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他们在博客上谈论他们的约会，他们喜欢的乐队，电子游戏—整整一代把公共言论当作日常习惯的年轻人。

在我们谈话当中，李开复谈起了去年的超级女生，一个模仿“美国偶像”的电视节目。和美国的版本类似，年轻漂亮的女孩在夺目耀人的包装之下演唱西方流行歌曲。每一回合，观众都可以通过短信选出他们最喜欢的参赛者。随着比赛进入白热化，开始了类似总统大选的拉票活动，组织起来的粉丝们建立网站，要求大家投自己喜爱的歌手。最后的决赛，有800万年轻人参与了投票;冠军是李宇春，21岁，学生打扮的她唱了爱尔兰乐队 Cranberries的一首zombie。

“我觉得这就是民主的一次实践。”李开复说，“大家为超级女生投票。他们喜欢这个比赛—他们上街去拉票。”换句话说，也许这并不是革命。但是这也许是个开始。

(作者CLIVE THOMPSON是纽约时报杂志的记者，经常报道科技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