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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大陆来台脱团旅客，赴总统府“上访”陈情。

河南拆迁户张昆山因不满河南省地方官员贪污腐败，将6000多万人民币拆迁费中饱私囊，历经6年在大陆省市、中央层层上访，投诉无门，19日藉观光名义来台脱团，连日来，赴总统府陈情、拉白布条，希望在台湾找寻律师。

张昆山目前已被移民署查获安置，移民署专勤大队机动队队长郭伟奇表示，张昆山从脱团到查获共经历七天，大部份在万华地区活动，赴总统府附近拉白布条，一度引发媒体采访，“他希望透过台湾媒体和高层的力量，向大陆发声。”郭伟奇指出，张昆山被查获的时候，情绪一度很不稳定，他强调，他写了信要给胡锦涛和温家宝，强调如果台湾方面不帮他转交信件，他将不会回去。在移民署承诺转交时，他才恢复平静。
郭伟奇表示，过去有大陆民众藉来台旅游名义，寻求政治庇护，但是争取拆迁赔偿金的案例，至今仍是首例。至于后续的处理方式，郭伟奇说：“经过我们的调查，如果他脱团目的，单纯是要向大陆官方反应地方政府的贪污腐败，没有其他不法事迹，我们会尽快遣返。”

找台湾律师跨海打官司
26日，记者在总统府旁采访到张昆山，张昆山在总统府的树上，挂了一张白布条，上头写满中国大陆贪官贪污掉了他的房子和所有财产，他表示，他来台湾的目的，是希望台湾的记者、报纸媒体的帮助，依照中国大陆给台湾签订的法律互助，请求台湾政府、律师帮助打官司，并得到法院公正的判决。
他同时，提供记者一份陈情书，上面清楚记载着：“新乡市委秘书长田庆忠、政法书记王尚胜、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丁保东、市中级法院院长王柏勋，互相勾结，未按国家城市拆迁补偿。短少给拆迁户的6000多万人民币，装进腐败官员的腰包。”
2003年，地方官偕同法院粗暴的拆迁、强占家产、派黑社会暴力恐吓，强迫他坐牢197天。他历经层层上访，最后到国家公安部、信访部上访，结果被河南驻北京的截访人员，送到河南省信访局开办的北京地下看守所。
历经数年寻求法院立案，终于在2007年12月31日获地方法院立案，但要求新乡市所有律师不得接受他的案例，在到处找不到律师的情况下，他说：“我失望了，只好自己出庭。”判决的结果表面上是胜诉，但实际上，“是钱和房屋两空，什么都得不到。”
最后，他只能以来台的名义，寻求公正的司法，他说：“我来台湾不是旅游，是找人权，（希望）能得到台湾的记者、报纸媒体的帮助。现在中国大陆给台湾签订的有法律互助，请求台湾律师帮助我打官司。就能得到法院公正的判决。”

这个新闻让我想起以前从信访局的同学那里听来的故事，数年前，一访民请人把材料翻成英文，然后冲进美国大使馆发放。使馆人员找到外交部抗议。结果该访民的问题迅速解决。然后随后一段时间，北京的访民们涌向使馆区，政府费了很大劲，包括动用警力和含泪不理外交压力才遏制住这一新战术。

郭沫若是所有人民艺术家中的一个现象，他集中了本朝从政文人的所有梦想。堪称本朝倡优头牌，

郭沫若是四川乐山人，少年曾就读于成都石室中学。父亲郭朝沛经营商业。母亲杜遨贞，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

1912年郭沫若与张琼华在父母的包办下结婚，五天后郭沫若离家，两人没有离异。郭才子堪让一切言情小说反派望尘莫及的风流史开锣了。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岛帝国大学学医。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与佐藤富子（安娜）同居，安娜为此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和欧洲先锋派强人一样，郭沫若首先在性上显示出惊人的才华，开始嫖娼挟妓、搞同性恋。 1920年郭沫若有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但是许多会员表示：“士人无行，自古已多，今世学者尤多反复无常之小人。”郭沫若没有能够得到批准入会。

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书中使用了丰富的嚎叫用词汇如啊、呀、唉、矣等，并展现了郭沫若难以置信的打油诗能力。因为能同时具备上述两种特质又写得惊人的长，《女神》被本朝御制文学史指定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1921年5月初，郭沫若回到上海，茅盾、郑振铎听说后盛情邀郭加入文学研究会，帮助把该会的《文学旬刊》办好。当时他许诺“尽力帮忙”。话音未落，郭沫若向国内这帮傻冒展现了自己七十二变的本事，他与郁达夫等人立马创立了上海文学社“创造社”。然后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痛骂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是“假批评家”，“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愤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并耻笑茅盾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前后耗时近三年。

1926年初，郭沫若亲自参加与国家主义团体、国民党右派的激烈论战，把对手骂得猪狗不如。然后对手和同志还没反应过来，他很快加入国民党，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和后来本朝村级以上干部一样，在革命队伍里包了一个二奶黄定慧，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

1927年他就任蒋介石总司令指挥下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但是，就在这一年，国民党中央执委在武汉召开全体委员大会，选举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连个常委也没选上。一个月后，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公开反蒋。会议认为蒋介石独揽大权，一意独裁，必须加以抑制。正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被缺席选为国民政府主席。武汉政府挟中央正统之威，颇占天时、地利、人和。在很多人看来，蒋介石背叛政府，面临政府军的讨伐，又在北上时受挫，不久就会身败名裂。嗅觉逾于常人的郭沫若理所当然的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人算不如天算，蒋介石发动清党，一举上位。郭沫若不相信自己手气这么差，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还加入中国共产党。结果南昌起义又失败， 1927年10月底，郭沫若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郭沫若同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彭漪兰度蜜月，这一年到处失败的共产党显然成垃圾股了，郭沫若脱党，顺便扔掉彭漪兰。他即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 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但在郭沫若手里，鲁迅的命运也不比茅盾好多少，1928年1月由郭沫若、蒋光慈等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刊物，就哗啦啦发表系列文章，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 “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鲁迅只有慨然叹曰：（郭沫若）这婊子养的是才子加流氓。

1928年1月蒋介石通电宣告复职。旋即通缉郭沫若。2月郭为躲避国民政府通缉令，前往日本避难。知道被垃圾股套住下场的郭沫若在日本流亡期间，再不声援共产党，即令在接到挚友瞿秋白临刑前给他的秘信，他也没有吭一声。但他却仍然没有忘记鲁迅。他一面安排日本作家采访，宣称“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洗”，借国外媒体非议鲁迅；一面用假名假姓撰文，他1928年6月1日写就的、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后来出乎郭沫若意料，鲁迅位置居然被本朝抬到比他还高的地步，郭沫若只好到死也不承认“杜荃”二字就是他的化名。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29年12月12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殷墟第三次发掘接近结束时，发现了著名的大龟四版，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这一发现，震惊了国际学术界。那时候，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正编写他的《卜辞通纂》一书，当他得知大龟四版的消息后，十分兴奋。彼时的郭沫若远没有后来的权势和地位。加之他与史语所的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素无交情，只好辗转通过朋友容庚等代为搜集有关资料。当从这些资料中读到董作宾的《大龟四版解释》一文时，郭沫若大喜过望，他直接写信给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言辞恳切地祈求能看到大龟四版的全部拓片，作为写作《卜辞通纂》的参考。与郭沫若素昧平生的傅斯年旋即征求李济和董作宾的意见，他们被郭沫若在流寓的逆境中依然执着于学问的精神所感动，于是很快把全份尚未发表的卜辞和拓片寄给他，并特意在信中叮嘱他这些拓片尚未发表，只能供参考。同时，董作宾也将自己的新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并寄给了郭沫若。1932年，郭沫若的《卜辞通纂》在日本出版。他全然不顾史语所的关照和最基本的学术规范，把这些拓片中的22版编入他的书中，只是在书的后记中提到了史语所同仁们的贡献，而对于他们提供的拓片一事却只字不提。《卜辞通纂》一书出版后，史语所群情激愤，纷纷怒斥郭氏的无良行径。傅斯年破口大骂：郭沫若，你凭什么！并要与郭沫若对簿公堂。倒是最直接的受害人李济宽容，谓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自不必诉诸法律云云。郭沫若又于1930年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巧妙挪用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再加上时髦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郭沫若自此也开创了后来本朝大学里盛行的乾坤大挪移科研法。他后来使得驾轻就熟，《十批判书》抄袭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中国史稿》抄了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邹衡的讲义。

1930年还出了一件小事，年轻的沈从文公开发表《论郭沫若》一文，对这位比他年长10岁的成名人物作了无所顾忌的评价，一再指出郭沫若的“创作是失败了”，写小说不是他的长处，而且“空话”太多，直言郭的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小说更完全更好。”指出郭的文章只适合于檄文、宣言、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沈从文显然不知道，他给自己惹了多大的祸，他下半辈子再也写不了小说。

虽然身在日本，郭沫若仍然爱国，他在当时环境下，坚持去嫖娼，用自己的身体做武器摧残日本女性以间接降低日本出生率。结果1933年前后，郭沫若不幸被工伤，染上性病，并且传染给安娜。抗日危险，郭沫若觉得还是杀熟好。1934年郭沫若搞大了驻日女记者于立忱的肚子，见识短浅的于立忱居然要郭离婚娶她。郭沫若算计如果抛弃安娜抱入于立忱的怀抱，当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郭的通辑令仍然有效，说不定日本宪兵哪天就会驱逐他们出境。因此，郭沫若选择了留在安娜的身边。郭沫若再次施展了他非凡的艺术才能，说服了于立忱打胎，然后甩之。于立忱显然没有茅盾坚强，她告诉谢冰莹这一切后自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上海出现了万人空巷的悼念活动，包括那些曾经和郭沫若一起反鲁迅的创造社的成员。正在日本的郭沫若立即转向，连夜写了《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和《坠落了一个巨星》。两篇悼文都给鲁迅以高度的评价，表达了他对鲁迅的崇敬之情。说自己是以鲁迅徒孙的资格追悼鲁迅。

1937年郭沫若甩掉安娜回国，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了；也拒绝去见在上海的周恩来。他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之后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周恩来看着这个不世出的官场奇才，没有吭声，他第一次知道不是什么文化人都可以靠拉关系忽悠过来的。

1938年，郭沫若跟于立忱妹妹于立群同居，并于1939年夏补办婚礼。两人共生四男二女。

内战开打后，郭沫若立刻求见了周恩来，并在重庆谈判时率人迎接毛泽东，送了毛泽东一只瑞士名表。钟摆又摆回去了。1947年国民政府把郭沫若选入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最大限度的拿了几个月工资后郭沫若于1948年跑到了共产党控制区。周恩来感慨说：“妈逼的郭老真是革命青楼的班头”。

1948年，婊子也看得出共产党要赢了。记性很好的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对沈从文、萧乾破口大骂，沈从文吓得割腕自杀未遂。自此不再沾文学的边。

1949年10月，本朝开国大典时，郭沫若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无党派人士给太祖武皇帝献锦旗，锦旗上大书：“我们永远跟你走。” 郭沫若自此居于前清王府，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两职位，并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恩宠之盛，自古未有。

1949年11月，郭沫若写了《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一诗，来赞美斯大林。斯大林大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 向你高呼万岁！…… 你的七十岁已经是地质学上的年龄了，/已经是天文学上的年龄了，……你已经活了七千亿万恒河沙数地质年，/你还要活下七千亿万恒河沙数天文年。……我向你 高呼万岁/斯大林元帅，/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70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细菌战的威胁在你面前 只是梦呓/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1950年，郭沫若发表《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一文，号召“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祝贺外蒙古独立，并且“向外蒙古人民告罪”，而不要“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后面对苏联‘愤慨’”。1951年郭沫若获颁苏联列宁和平奖。

1950年开始，佐藤富子几次去北京找郭沫若协议离婚后权责问题，郭沫若老练的避而不见或借故推脱。后来丞相周恩来亲自出面给郭沫若擦屁股，表示欢迎她和五个孩子都到中国来工作。此后佐藤富子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大连，改名郭安娜，跟儿子郭和夫住在一起。

反右运动时期，郭沫若先是号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积极参加整风，要大家四面八方来拆墙。随后又投入反击右派，郭沫若在1957年5月27日回答《光明日 报》记者问“言者有罪还是无罪”时，他说：“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此次访谈以《拨开云雾见青天》为题目发表。科学家们只能感叹郭 大人原来是赛博特星球的变形金刚。

大跃进时期也是郭沫若打油诗高潮时代的开始，他发表众多紧跟形势的应景新诗。如《咒麻雀》、《四害余生四海逃》、《钢，铁定的一○七○万吨！》、《向日葵》、《水仙花》、《美人蕉》、《声声快》等诗，形成了大量使用当时标语口号的美学特征。

1958年郭沫若终于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6年文革正式开始，郭沫若几天内立即发表谈话，对自己以前的作品全盘否定：“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 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那年冬天，知道天下要抽风的郭沫若一个人秘密躲进六所，“不告诉机关，不带秘书，不带司机”，住了一个月，待形势缓和方回家。

1967年4月，三子郭民英在部队被江后人马逼得自杀身亡，他向组织写信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 6月5日，郭沫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中发表《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并即席向江后献诗。“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很快就得到了特别保护，是人民艺术家中唯一没有倒过霉的。但是也只局限于他夫妻两人。

1968年4月，儿子郭世英被北京农业大学的红卫兵抓去刑讯逼供，不久从四楼坠下而死。郭沫若装作没有这回事。他让夫人用大字抄写御制诗词，每字写在二十多平方米的宣纸上。“工程”竣工后，郭沫若同志和夫人用车把这部1吨多重的“巨著”，运到太祖武皇帝面前表忠心，受到陛下的称赞。郭沫若以太祖的诗友著称，和太祖时有诗词唱和。他曾高度赞颂皇帝的诗词和书法，甚至将其错别字也作为赞美的对象。文曰：“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麼生动，多麼潇洒，多麼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原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心理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下了我们的眼前。”

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过了五个月零九天，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他立即又赋一首《水调歌头•粉粹四人帮》抨击“四人帮”。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1978年6月。在他病逝前几天，周扬到病房去看他，周扬说：你丫是歌德，你丫全家都是歌德。郭沫若开心地笑了。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8个月后遗孀于立群终于知道胞姊于立忱死亡真相，自缢于家中。4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照惯例出郭沫若全集的文学部分，一共20卷，出版后很快就在市场上成为废纸。

以前一直觉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是个扯淡的部门，今天偶尔看到一则新闻，才发现自己错了。新闻如下：

新闻回顾：重庆一男子救起落水11人体力透支身亡(图)

21日17时许，重庆奉节县几个朋友相约乘坐小木船渡长江时，船头漏水导致全船12人全部落水。作为船上仅有的一名会游泳者，蔡毅先后救起11人后，因体力严重透支，最终没能上岸。

重庆晚报8月25日报道：小木船江中翻覆，12名落水者中只有他会水。家住奉节县永安镇人和街52号4单元301室的蔡毅，用尽全力救起11人后，自己不幸遇难。昨日，本报《救起11人英雄魂归长江》一文见报后，经全国各大门户网站转载，奉节县不少市民自发前来吊唁。

市民自发吊唁英雄

昨下午，记者在蔡毅家中看到，屋内近50名市民挤得满满当当。被蔡毅救起来的罗伊婷、罗思淇两位小姐妹在妈妈带领下，在恩人灵前静坐守灵。无数市民来到灵堂前鞠躬默哀。

蔡毅的母亲高学秀说，事件发生后，奉节县清净庵的近70名居士自发来到家中为亡灵祈祷，4天来不需死者亲属提供食品帮助。市民杨洪伟主动开着自己的小车，天天为蔡毅的亲属无偿提供方便。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年男子称，他几乎天天都到蔡毅家中为英雄上一炷香，表达敬意。

肇事木船系自用船

昨日，记者来到事发地的白帝镇瞿塘村红砖窑码头。“渝渔06237”号渔船丁姓船主称，出事的小木船系刚下水不久，平时联系不多，不知道船主是谁。驾船的田和平平时和他们一起捕鱼。

记者看到，出事的小木船就靠在江边，长约7米，宽约1.5米，船尾挂有一只小柴油机，木船用一根小指粗细的胶绳系在石头上。

白帝镇党委书记刘春介绍，出事小木船的船主名叫徐冲，住在白帝镇。为出入方便，徐于今年3月自行打造了一艘小木船，供家人往返草堂湖两岸。

事发后，奉节县相关部门迅速介入调查，徐冲平时根本没有将事发船只用于载客过湖，更没有从事经营行为，纯属自用船只，故没有办理相关手续。

驾船肇事者未露面

昨日，记者要求“渝渔06237”号渔船载记者到对岸，丁姓船主一口拒绝。丁姓船主称，草堂湖系地方海事部门管辖，不仅有白帝镇政府相关执法人员不定期对辖区渔船进行检查，奉节县海事处的执法人员也几乎天天检查。

奉节县海事处副处长张玉武说，平时对小渔船管理甚严，一经发现违规船只，当即扣押。今年已扣押违规小木船近20艘。

白帝镇主管交通的副镇长蔡鋩说，镇里平时检查，未曾发现出事的小木船行驶。该木船平时很少使用，船主怕被人偷盗，便将船只停靠在隐蔽地点。据田和平的妻子交待，出事当天，田和平系向徐冲借小木船临时使用。

记者从奉节县交通局和相关部门获悉，截至记者发稿，驾船肇事者田和平一直逃逸，未曾露面，更未到蔡毅家里祭悼亡灵。船主徐冲也未露面。

见义勇为尚待认定

奉节县委宣传部张帆副部长说，事发后，奉节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相继作出指示，对水上、陆上交通展开全面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经初步查明，蔡毅的行为系“舍己救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将待相关部门调查后，按程序申报给出结论。

目前，公安部门正全力追查驾船肇事者田和平的下落，其名下的一条有证渔船已被扣押。奉节县相关部门已向田和平及船主徐冲的家属发出通知，要求督促当事人尽快到相关部门说明情况或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为尽早让死者得到安葬，白帝镇政府已垫支2万元。

谁说傻逼当不了领导，我们的共产党员永远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伊文思

1898年11月18日， 伊文思出生于荷兰国尼梅格城。其父为该城摄影器材商人。伊文思和所有大拿导演的传说一样，自幼就拍电影，13岁时在家人的协助下拍摄了一部影片《茅屋》。

一战时伊文思入伍，这次行伍生涯虽然没有参加任何战斗——荷兰是中立国，但对伊文思影响不小。复员后他就干起了学生运动，担任过荷兰高自联主席。和所有粪青一样，观罗刹国电影，下工厂支左，看马列书籍。

一战末期罗刹国列宁作乱篡位，后弑君自立为大单于，党羽号苏维埃。此事对欧洲影响很大，经过一战知识界普遍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失望，大家纷纷左倾，尽情唾骂资本主义祖国仰慕苏维埃党人。欧洲文人喜欢弱小民族和异类文化，彼时东正教的罗刹是欧洲病夫，所以文人们尽力结交，除了移居罗刹国。 后来罗刹一强悍，文人们开始爱中国爱拉芳，中国爆了原子弹，文人们转投战争中的越南，可没几年越南折腾走了美军。最后只剩下古巴，不过那时欧洲纯正的革命文人也所剩无几了。

伊文思自然也不能不时髦一把，他拍了先锋派杰作雨和桥之后，名声鹊起。罗刹国依统战的惯例请他访问。这几次访问奠定了伊文思爱好共产国家和拿摄影机当武器的嗜好，反映在纪录片上他认为就是必须迅速反映时代，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斗争，起到鼓舞、动员、教育、影响群众的作用，并使观众得到娱乐。这一标准的中宣部式的定义和他自小拍片得出的纪录片要表现人，要形象表现现实生活中人的活动和性格，捕捉人的思想情感自然流露的结论，以及他在先锋派中锤炼出的美学修为混在一起，在以后的日子里会给他带来极大的烦恼。

从罗刹回来后，伊文思和现在的中国独立导演一样开始一边接拍专题宣传片一边拍摄专门反映社会阴暗面的地下电影。他应菲利浦电器公司、国际化学处理木材协会、罗刹共青团、美国农业部、荷兰建筑总工会等等各种部门聘请拍摄科教片专题片企业形象宣传片。另一方面，这位老兄掏钱投资诸如煤矿工人的悲惨境遇啦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啦下岗渔民的可怜生活啦之类的纪录片。再有拆迁和上访题材的话我们会以为这老哥是中国人化妆的。和中国的情况一样，欧洲人把这些片子以“渲染社会阴暗面”“取悦海外反欧势力”为由禁之。而罗刹国则大加赞赏，“最优秀的战斗电影”“最ooxx的作品”等谀辞如潮而来。

两下对比，瞎子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伊文思就此铁了心当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不回头。他开始周游列国，哪里有活去哪里。当然，他很聪明的不移居任何红色国家，不放弃荷兰国藉。短短几年，他跑了西班牙、美国、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法国、捷克、波兰、东德、智利、马里……，他跑遍了地球上所有有国家的陆地，得了许多奖和荣誉。他坚持拍宣传片和专门反映社会阴暗面的地下电影，因为有名气有同志支持偶尔也会施展一下，拍个艺术电影。不幸的是，他最好的作品，却是玩艺术的，如塞纳河、风的故事、雨。而他投入极大心血，给他带来奖项和荣誉的红色宣传片后来却给他带来了灾难。

1938年，伊文思以一贯的狂热冒着生命危险兜了一个大圈子进入了抗战的中国，这个后来在他人生中占据重要位置影响了他下半辈子的国家。跟往常一样，伊导和国民政府互无好感，都认为对方是不靠谱的反动派。他拍完《四万万人民》的素材后就一门心思往延安跑，国民政府则一门心思的不让他往延安跑。最后他只得托人送去一个摄影机和几千尺的胶片。周恩来以其经共产国际情报部门训练出来的嗅觉，和伊文思结交为朋友，果然19年后伊文思派上了大用场。

离开中国，伊文思越混越好。不但五大洲都有活干还有大学兼职教书，一个拍纪录片的到这个境界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要知道请伊文思的都是政府一级的。中国也只有剧情片的张艺谋勉强到这个份上。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已故罗刹大单于斯大林遭揭发和清算，共产主义的名声在欧洲一塌糊涂，当年忠党爱苏的欧洲文人们反水的反水，忏悔的忏悔。伊文思则埋头拍摄分别表现巴西、中国、法国、意大利、苏联妇女生活的纪录片《五支歌》，对此无动于衷——或许假装无动于衷，或许说服自己最好无动于衷，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反正58岁的他继续自己的事业毫不动摇。

1957年，伊文思应邀访问中国，此时本朝已建立八年，这一年太祖武皇帝下诏书《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开始反右。经十年后荣获党内最大走资派头衔的铁帽子王刘少奇接见后，伊文思被礼聘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顾问。离开中国前，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将在中国拍摄纪录片。鱼儿终于咬钩了。

1958年，饿死至少3千万人的大饥荒的前奏大跃进开始，丞相周恩来在满城打麻雀的北京接见伊文思后，他开始为本朝拍摄第一部宣传片《早春》。一部表现“我国北方、南方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劳动热情与昂扬的精神面貌”充满诗情画意的纪录片。并给电影学院的学生上课教授纪录片创作。本质上，此时伊文思的创作就是把一个主旋律故事片用艺术的手段拍得让大家都认为是真的，从而接受主旋律的教诲。这种跨界电影对导演要求是很高的。不要说当时的纪录片导演了，现在也没几个人能干这个。当时大家搞出来的只能是《黄宝妹》之类的自欺为艺术纪录片的怪物。伊文思不知道，他这个人实在是天纵奇才加之种种机缘才出来的，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宗师追着要教秘笈丹药打包的少侠一样。不是开个班就能教出来的。

经过这一年的试用期，本朝对他很满意。于是1971年，文化大革命第五年，丞相周恩来直接要求来访的伊文思给中国拍个纪录片，这次要搞个大家伙。彼时文革搞得素来名声不好的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名声更坏，兼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周恩来想来个大手笔。第二年他还请了安东尼奥尼来拍纪录片，但这次他结结实实的走眼了。这也说明大事上还是自己人靠得住。生平以讲义气自负的伊文思之前已经发现中国老朋友们不是成了右派就是状况不明。显然中国的情况不是他理想的世界，不过伊文思到底是老资格的共产主义爱好者。他毫不动摇的揽下这笔活。一个月后，周恩来和罪恶渊薮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进行秘密会晤，准备接受日后朝鲜劳动党机关报称之为美国佬拿着白旗和破碗乞求的中美建交。

1972年，文革第六年，共产主义的死对头，罪大恶极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本朝太祖武皇帝把四十万知识青年下放，这一年伊文思开始拍摄《愚公移山》，伊文思当然知道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也知道这个片子应该拍摄什么，但他更清楚片子该怎么拍摄。只见识过国产专题片的地方领导还傻乎乎的组织群众搞行为艺术，被很生气的伊文思斥之为“不真实”、“噩梦”，他没有把这些虚假的素材放进《愚公移山》，却做成两部纪录短片《新疆的少数民族哈萨克族》和《新疆与维吾尔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垃圾也是有用的，什么都能变废为宝。高手如伊文思也花了一年半才按自己的美学标准完成拍摄。但是，什么事都怕但是，江后一派的人对这个片子也很热心，他们对故事、题材、拍摄手法、主角乃至分镜头都跟伊文思格格不入。显然他们对纪录片的想法是靠近超现实主义的。如果说伊文思是奔法国真实电影节最佳影片去的话，这些人是奔法国嘎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去的。他们就像苍蝇一样缠着伊文思没完没了。晕了头的伊文思试图找周恩来解决掉他们，但是常年在海外混饭吃的伊文思同志不知道，此时的周恩来只是一个跪在地上给叼着特供卷烟的太祖武皇帝铺地图的可怜虫。周恩来的回复是带着你拍的胶片赶快离开。伊文思回到法国做后期，又花一年剪出这部12小时的12集电影。没有通过本朝电影审查的影片在欧洲放映，赢得一片好评，大家开始对文革大有好感，反省自己中了只会造谣的BBC之流反华媒体的毒。该片于1977年才在北京做了一个首映式，由于彼时江后被废，有江后一派人物出现的几集没有放映。伊文思虽然不通过审查私自在国外放片，而且还拍摄文革余孽，犯了政治错误，却安然无事，没有被封杀导演资格。这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真真连张艺谋都不及的。

1976年，文革结束。发现自己又上了当的欧洲人真毛了，毫无幽默感的他们觉得伊文思做人太cctv了，要修理他。结果整整十年，伊文思在欧美找不到工作，作品也被自发的抵制。这十年他只有没完没了的来中国被接见。百感交集的伊文思回顾自己一生的艺术生涯，在中国拍了《风的故事》，他最好的作品之一。影片拍摄的几乎是被认为无法拍摄的事物。融合了他早期先锋派的美学和“直接电影”的手法。铸成一部真正跨越纪录片和故事片分界线的杰作。

1989年，太宗皇帝出禁军于紫禁城门外将聚集的太学生们悉逐之，多有死伤。在法国的伊文思很不高兴，对记者表示反对。伊文思显然高估了本朝的道义标准。伊文思自此从中国的媒体上销声匿迹。该年底伊文思去世，日人民报只用台电8g优盘大小的面积做了报道。然后这个人就好像从来不存在了。倒是欧洲人唏嘘了一番，以他的名字在真实电影节和阿姆斯特丹电影节设立了奖项。遗孀罗丽丹设立了一个基金会，对于任何想取得伊文思影像资料使用权的片子都要审查，如果她认为该片里伊文思的形象不合宣传口径，一概不予批准。目前尚不清楚这个做法对于伊文思形象的改善是否有作用，但博主认为，伊文思晚年的命运比里芬斯塔尔好得多了，老太太实在有点不知足。

十年后，著名导演于广义坐于尼翁电影节组委会的休息厅里，简要回顾了伊文思可怕而壮观的一生后，慨然长叹曰：这老家伙，晚节不保。嘿嘿嘿。

本来是不想发此公告的，但实在是于心不忍。自本博开张以来，有忠党爱国的仁人志士来此或痛斥，或发垃圾广告以讽之。毅力之大，在我这次回来后发现达7百余条。

但是，什么事都坏在这个但是上，但是敝博所在的现象网有两个很好的程序设置，其一是我可以通过关键词和ip地址把我不想看的留言在大家看到之前就拦在垃圾箱里永远不见天日。其二是我可以对留言进行编辑，结果就是一些愤慨的留言变成了“写的真好”“very good”之类留在评论里和广大观众见面。

所以，博主不忍见各位飞蛾扑火，劝告诸位省了这点力气，去别处撒火。你们决计不是程序的对手。在天涯凯迪还能刷屏，在这里只能连个响声都没有就进黑牢。顺便广告一下，本博即将发表人民艺术家系列，第一篇，伊文思，可怕而壮观的一生。